上海一名信用卡持卡人在采用最低还款额方式的情况下，仍多次发生逾期还款情况，于是信用卡发卡行对其信用额度向下进行了调整。多次交涉无果后，该持卡人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起诉，要求恢复原来的信用额度，并返还收取的相关费用。
2012年9月，原告邱先生填写申请，并签署《领用合约》，领用了被告某银行信用卡中心发行的信用卡，信用额度为2万元。
邱先生称，自己一直按时还款并持卡正常消费，但被告却于2018年3月29日以短信方式告诉他，该卡信用额度被降低1万元，并要求他须优先还清已降低的额度的消费金额，才能在其授权许可的额度内消费用卡。邱先生还说，被告未经自己同意，自2012年9月开始，擅自收取用卡无忧费每月4元、信用保障费每月3元，至2018年9月，收取上述费用共计462元。被告还违约收取原告2018年6月的违约金94.12元。
邱先生因此起诉，要求恢复信用额度，退还违约收取的费用。
被告银行信用卡中心辩称，根据《领用合约》第二条第一款以及相关监管规定，被告有权在原告资信状况恶化时调减原告信用额度。原告在2017年5月、6月、2018年3月出现多次逾期，且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显示原告持有的其他银行信用卡存在逾期。为提高客户满意度，被告表示，愿意退还原告556.12元。
经审理查明，自2012年11月至2018年3月，在采用最低还款额方式下，邱先生持有的涉案信用卡相继发生9次逾期还款。其中，2018年3月的逾期费用，截至本案诉讼仍未还清。且原告持有的其他四家银行信用卡2017年也存在多次逾期还款。
法院认为，本案争议焦点是：被告是否有权依据《领用合约》单方调减涉案信用卡的信用额度。
在2012年9月6日原告手写签名的《领用合约》上，第二条第一款明确约定，“甲方有权根据乙方的资信状况核定其太平洋卡账户的信用额度，并通过月结单、卡函或者其他方式告知乙方……该调整一经甲方作出即对乙方具有约束力……”
法院认为，原告在长达6年的用卡时间内并未就此提出异议，故应视为原告认可被告确定授信额度的方式。
《商业银行信用卡业务监督管理办法》第五十二条规定，“发卡银行从公安机关、司法机关、持卡人本人、亲属、交易监测或其他渠道获悉持卡人出现身份证件被盗用、家庭财务状况恶化、还款能力下降、预留联系方式失效、资信状况恶化、有非正常用卡行为等风险信息时，应当立即停止上调额度、超授信额度用卡服务授权、分期业务授权等可能扩大信用风险的操作，并视情况采取提高交易监测力度、调减授信额度、止付、冻结或落实第二还款来源等风险管理措施。”
法院认为，《领用合约》第二条第一款的约定，符合《商业银行信用卡业务监督管理办法》第五十二条的规定。
法院据此认为，涉案信用卡在原告采用最低还款额方式下仍发生多次逾期，且原告存在其他银行信用卡逾期还款情况，被告据此调减原告信用额度并通知原告，符合合同约定和相关法律规定，原告要求恢复原有信用额度，法院不予支持；原告返还相关费用的诉讼请求，被告自愿返还，法院予以支持。
本案一审判决后，双方均未上诉，目前本案已经生效。
